甄永蘇，生于1931年11月10日，廣東省開平市人，微生物與生物技術藥學、腫瘤藥理學專家。1954年，畢業于中山大學醫學院;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醫藥生物技術研究所腫瘤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發表論文三百余篇。主編《抗體工程藥物》《抗腫瘤藥物研究與開發》等專著;任《中華醫學百科全書》藥學總主編。2001年，獲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我國抗腫瘤抗生素研究的先行者
20世紀50年代，抗生素研究成為國際醫藥衛生研發的熱點，醫學科學界開始探尋抗生素對腫瘤是否有抑制作用研究，時任中央衛生研究院(1956年改為中國醫學科學院，1957年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合并，實行院校合一的體制至今)的院長、中科院學部委員沈其震教授敏銳地認識到此項研究對于抗擊腫瘤的重要意義，極力倡導并推動該項研究在1955年啟動，他將這項艱巨的任務交給了病理學家王蘅文教授和年輕的甄永蘇，中國醫學科學院在1958年成立抗菌素研究所，甄永蘇受委托調到該所全面負責抗腫瘤抗生素項目。
當時國外取得一些抗腫瘤抗生素研發成果，開發的新藥對國內的患者而言購買艱難，且價格極其昂貴，病人深受無藥可醫之苦。對藥物研發的熱愛和造福民眾的責任感，賦予了甄永蘇克服重重困難的決心和勇氣，他將全部身心放到了抗腫瘤抗生素的研發過程中。
從微生物產物中尋找抗腫瘤活性物質是極具挑戰性的課題。自然界微生物種類繁多，微生物的代謝產物極其豐富多樣，是發掘新藥的寶庫，但是在有限的研究基礎和條件下，如何在海量資源中挖掘到有效成分，也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難題。
朝氣蓬勃的甄永蘇充滿期望理想和工作熱情，希望很快就能發現新型有效的抗腫瘤抗生素，他從知識儲備、實驗操作等方面著手，很快沉浸在這項工作中。他經常翻閱專業期刊，時刻關注西方國家研究動向，盡可能全面掌握國際同行的研究進展，開拓思路、增強信心。
研究團隊樂觀地以為，只要開展足夠數量的篩選工作，就有希望更快找到有效成分，他們制定實施了無比繁雜的研究計劃，嘗試從土壤的微生物篩選出有效的抗腫瘤抗生素，“外國人從一萬個樣品中篩選出一個抗腫瘤抗生素，我們要苦干篩選十萬個樣品”。在檢測之外，還要進行包括制備、分離菌種、挑選菌種、發酵與活性檢測等一系列復雜的工序，初步篩選陽性的菌種還需要提純活性成分，進行理化性質鑒別，以及動物試驗療效評價等一系列程序，這是一項艱苦而復雜的綜合性研究工作，經歷了曲折艱難的過程。甄永蘇和研究組的同事們不敢有絲毫懈怠，不舍晝夜地扎根實驗室，大干了三年，篩選的結果不如人意，沒有發現一個有應用前景的抗腫瘤抗生素。
面對困難和思想上的壓力，甄永蘇沒有心灰意冷和失去信心，經過更深入的鉆研與思考，他逐漸認識到篩選工作中的“數量”固然重要，但單靠拼數量片面地追求規模，憑熱情與干勁卻沒有準確的研究方法，結果往往收效甚微，不能達到發現新藥的預期目標。要找到研究抗腫瘤抗生素的新思路，必須有新的篩選方法。
甄永蘇很快冷靜下來，將研究重點調整到篩選方法的調整和研究中，經過多年的努力，帶領團隊在抗腫瘤抗生素研究領域捷報頻傳，他們找到抗腫瘤抗生素三十余種，開發了光輝霉素、爭光霉素、平陽霉素、博安霉素、力達霉素和云南霉素六種抗腫瘤抗生素。其中，爭光霉素于1971年投產，解除了當時我國腫瘤患者因為價高而無法購買進口藥物的困境;平陽霉素于1978年通過鑒定投產，在臨床上取得了對頭頸部鱗癌、宮頸癌、絨癌、食管癌等較好的療效，成為我國臨床常用的抗癌藥物，并被選為國家基本藥物;博安霉素作為國家一類新藥，已應用于臨床。
甄永蘇在抗腫瘤抗生素研究領域的貢獻，推動我國抗腫瘤抗生素研究開拓性發展，為廣大腫瘤患者找到解除病痛的良方，帶來了戰勝腫瘤的希望。
探索抗生素篩選新策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縱觀抗生素的發展歷史，貫穿了天然抗生素篩選方法的創新過程。
篩選抗生素首先要檢查的樣品是發酵液，它的特點是成分復雜、活性成分的含量往往很低、波動也很大。判斷物質是否真正有效，不僅要在發酵液的成千上萬的物質篩選中提高準確性，而且還要識破假陽性和假陰性物質的障眼法，這就對篩選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研發團隊一般由微生物學家、化學家和藥理學家組成，當時大家各司其職，但卻對如何判斷有效性沒有可借鑒的經驗，甄永蘇所在的藥理學家隊伍勇敢地承擔起這項關鍵任務，他堅持任務導向、求同存異的思路，注重將大家團結統一到共同的目標任務上。另外注重提升自身專業能力，改進研究方法，希望能通過科學判斷推進集體的工作進展。
為了精準判斷少走彎路，甄永蘇在篩選方法創新上也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他將篩選方法比作“篩子”，堅信只有用對“篩子”，才能在大海撈針似的研究工作中勢如破竹。因此，他的團隊在運用國內外通用的篩選方法同時，不遺余力地探索新的篩選方法，努力尋找更加適合使用的“篩子”。
在20世紀50年代末，甄永蘇和同事們創造性地用計算細胞數的方法對實驗動物器官引起損害作用進行定量比較，列出詳細圖表，并命名為“抗組織譜”，這種方法不但靈敏可靠，并且引導他在抗腫瘤抗生素研究領域首戰告捷，篩選出光輝霉素、放線菌素和棘霉素等。而后他不斷精進，終于摸索出了“精原細胞法”，篩選出新的力達霉素等一系列抗腫瘤抗生素，對于當時抗腫瘤藥物研究的瓶頸，有著立竿見影式的突破。
開展新型抗腫瘤藥物研究
甄永蘇也是我國單克隆抗體靶向藥物研究的中堅力量，在抗擊腫瘤的陣地上找尋抑制腫瘤發展的秘密武器。他率先以腫瘤侵襲轉移相關的分子及腫瘤相關的生長因子受體作為靶點，利用高效“彈頭”藥物，研制系列小型、高效的單抗藥物。
歷經傳統藥物治療、化療和放療、靶向藥治療以及免疫療法等演變，抗腫瘤藥物研究日新月異，近三十余年來，以細胞工程和基因工程為基礎的抗體工程技術快速發展推動了抗體藥物的研發應用。單克隆抗體因特異性高、性質均一，為治療癌癥帶來了希望。
1979年，甄永蘇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藥理與實驗治療學系訪學研究，敏感地感受到單抗研究這一生物技術領域重大進展的重要意義，著手開展單克隆抗體和白細胞分化的研究。1982年回國后，率先開展抗腫瘤單克隆抗體靶向藥物研究，并先后參與承擔國家科技攻關項目、“863計劃”項目和“973計劃”項目等重大課題。
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國際上單抗研究曾一度面臨困境并受到質疑。甄永蘇不為所動，堅信單抗藥物研究的價值，他深入思考、獨辟蹊徑，創造性地提出了研制小型、高效偶聯物的方向，嘗試將單抗與力達霉素等連接，構建了高活性的偶聯物。經動物實驗顯示，對抑制腫瘤都有明顯的效果和作用，提升了單抗與藥物結合治療腫瘤的水平。
甄永蘇著力開展近年來國際上廣泛關注的生化調節劑研究，提出以“核苷轉運”作為腫瘤化療靶點，利用核苷轉運抑制劑增強抗癌藥物療效的新策略，并以此為藥物靶點，從微生物和中草藥中發現了茶多酚、丹酚酸A、大黃素等系列抑制“核苷轉運”活性并可增強藥物抗腫瘤作用的物質，為研制用于腫瘤治療的“生化調節劑”開辟了新途徑。
不懈求索的探路人
甄永蘇一直積極參與國際交流，重視吸收世界各國同行經驗為我所用。從大學時代，他就養成了定期閱讀國際期刊、了解學科最新進展的習慣，甚至在政治運動頻仍的特殊年代，他一直是圖書館的常客，曾在1958年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抗腫瘤抗生素學術會議”，參觀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抗生素與腫瘤研究機構，關注國際抗腫瘤藥物研究新動向，堅守著學術上的追求。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甄永蘇就邁出國門，吸收世界同行的研究經驗，他在1978年通過國家舉辦的首批留學人員考試，經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黃家駟院校長推薦，于1979年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藥理與實驗治療學系從事藥理和免疫學研究。1981年—1982年他轉至美國印地安納大學醫學院從事實驗腫瘤和生化藥理研究，并被邀請參加“癌細胞生物化學”課程的教學工作。他在美期間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系主任威伯爾教授在給黃家駟教授的信中給予充分肯定，寫道：“作為客座教授，他在印地安納大學醫學院期間，以勤奮努力的工作，以及癌癥化療研究中的創舉性，在我系工作人員中是突出的，他的研究工作是研究者的楷模。我歡迎他隨時回來，進行短期或長期的合作研究。”甄永蘇回國后，曾分別于1986年、1991年和1994年數次應邀前往印地安納大學醫學院從事科學研究。在國外的日子，甄永蘇始終懷抱著報效祖國的初心，時刻思考如何推進國內研究的開展，利用當時國外的科研環境和條件，抓緊一切機會開展研究，他婉拒國外機構、同行的工作邀請，毅然回到國內，將國外所學貢獻到抗腫瘤藥物研究中。甄永蘇多次受邀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報告，曾被聘請為第八屆和第九屆“嘌呤和嘧呤人體代謝國際學術會議”的國際委員會委員，還在第十三屆國際癌癥學術會議、亞洲生物材料與納米生物技術國際會議等諸多國際學術會議進行學術報告與交流。
學界精神的傳揚者
回顧自己的成長道路，甄永蘇感念良師的悉心指導和諄諄教誨。他在中山大學醫學院學習期間，師從于我國知名病理學家梁伯強教授和秦光煜教授，邁入病理學學習的廣闊天地中;1954年，他大學畢業后到當時的中央衛生研究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前身)從事實驗腫瘤與病理科研，得益于病理學家楊簡教授和王蘅文教授嚴謹的科研訓練，開展查文獻、做實驗、寫論文，開展關于化學致癌物質的實驗研究，練就了扎實的科研基本功，為科研創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師長們的諄諄教誨、悉心指導，甄永蘇銘記于心。
當他走上教學崗位，他像鳥兒珍惜羽毛一樣珍惜自己作為教授的身份，虔誠地傳揚著那些曾經滋養過他成長的病理學、藥理學大家的師承傳統。他一直認為，“教授這個崗位，是社會給予的責任和學生的信任，千萬不要將師生關系庸俗化地看作老板和雇工的關系，這是對為人師表的褻瀆。尊重學生，尊重他們的個性，也是對自己作為老師這一身份的尊重”。作為一位出色的醫學教育家，他熱心培養人才，先后培養了八十余名研究生，其中博士生六十余位，成長為抗腫瘤藥物相關研究領域的棟梁之才。
在學生眼里，甄永蘇是學識淵博的長者，更是勤奮治學的楷模，他醉心于科研、求真務實的作風感染著每一位學生。他勉勵學生要力求做到三個“I”：Industrious、Informed、Innovative，即勤奮、博學、創新。他自己是這樣做的，也希望學生在科學實驗中，保證試驗結果的可靠性和真實性，能夠做到不厭其煩，以確保結果的有效性。他還對科研報告抱著嚴謹務實和精益求精的態度，主張提升表達能力，精準表達信息，寫好科研報告。他要求學生嚴守科研道德，告誡學生杜絕虛假、拒絕剽竊，防止學生們在科研道路上犯錯誤、走彎路。
甄永蘇還是學生心目中當之無愧的良師益友，如同一位謙和友善的朋友，常常在為人治學、待人接物方面鼓勵指導學生。在對外交流不是很普遍的年代，他激勵幫助學生勇敢邁出第一步，將研究論文發表在國外雜志上，增強了學生從事研究和進行國際交流的信心。他經常邀請學生到家中做客，在生活上關心學生成長。他堅忍不拔的精神、和風細雨的風范和謙謙君子的風度成為學生成長道路上的典范。
服務人民初心不改
1931年，“九·一八事變”不久后的11月，甄永蘇出生于廣東省臺山縣公益埠，這是一個商業興盛、扼守交通咽喉地的僑鄉，現代化城市布局和建筑獨具異國風情。甄永蘇的父親是一位廣受愛戴的牙科醫生，重視子女的教育，甄永蘇的兄長也學習醫學專業，他自小在尊重知識的家庭氛圍中長大，家鄉的風土人情也培養他渴望了解世界、學習知識的開放意識和進取精神。然而，靜謐祥和的生活沒有持續很久，日寇的鐵蹄踏入廣東，戰火燒至他的家鄉。甄永蘇一家的生活也被裹挾著進入混亂，為了躲避日寇侵略，全家經常逃難到鄉下親戚家，學習生活隨之被打亂。他在小學時期曾被迫每年換一所學校，戰爭時期顛沛流離的艱辛磨練了他的意志，更深切認識到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只有國家強大才有可能國泰民安。勤奮好學的甄永蘇沒有放棄學業上的追求，迫切地希望增長本領，立志為國家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做一點事情。少年甄永蘇一直勤奮學習，成績優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甄永蘇考入中山大學醫學院學習，迎來了新的人生起點。大學校園里洋溢著新社會欣欣向榮的氣息，“那個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大家都很珍惜學習機會，同學之間也互助互愛。大家學習的目的很明確，不像舊社會只是為了掌握一技之長能夠更好地謀生，而是更明確為人民服務的學習目的”，關注民眾需求和公共健康，也因此成為他一生奮斗的職業選擇。
甄永蘇大學階段的學習演繹了一個勤奮逆襲的過程。與甄永蘇一同考入這所南方醫學知名院校的學生們，大多來自廣州市及周邊的重點中學。來自小鎮的甄永蘇剛入學的時候因為口音有別于廣州本地人而被同學們調侃戲稱為“臺山伯”。對學習充滿興趣的甄永蘇卻毫不在意，他珍惜向梁伯強、秦光煜等知名教授學習的機會，如饑似渴地在知識的海洋中遨游。甄永蘇回憶當時的想法，“就是覺得學習的機會太不容易了，總是想學得更深入一些，老師課上也只是按照平均水平來講授知識，所以課下就多下一些功夫，才能學精學專”，他意識到德語和英文對醫學學習的重要性，課后將教師講過的晦澀艱深的醫學詞匯深深地記在腦海里，所以能在教師的課堂提問中對答如流。他課余不是往圖書館跑，就是忙著和同學們模擬課上互相提問，周末跑到廣州的舊書店一條街文德路淘醫學專業外文二手書、影印本，長期的訓練為以后開展病理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培養了濃厚的興趣。當時，在梁伯強教授等學者的推動下，廣州公眾理念更新，逐漸接受死后進行病理解剖，中山醫學院每年尸解數量為全國之冠，為病理學教學提供了良好的教學環境，使得甄永蘇和同學們大為受益，水平日益精進。
解放初期，國家亟須補充醫學專業師資力量，中山大學醫學院因為病理學方面的深厚積累承擔了“全國病理高級師資班”的教學和組織工作。師資班選拔學生學習一年，結業后將分配至醫學院承擔教學工作或到醫學科研機構任職。甄永蘇病理學成績優異并且擔任課代表，便服從國家需要，放棄了原本選擇的臨床醫學專業，大學最后一年專攻病理學。在人才濟濟的師資班，他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同窗之間相互切磋勉勵，更奠定了他一生病理學研究的方向，除了他本人，所在的那屆師資班日后還走出了顧健人、姚開泰兩位院士。
疾風知勁草，智者必懷仁。生命的起始宛若山間潺潺小溪，不免經歷風浪亂石、急流險阻，只有像甄永蘇這樣真正勇敢堅定、胸懷大愛的靈魂才能在這崎嶇不斷的旅程中，堅守著對造福腫瘤患者和推進我國醫學科技發展的初心，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探尋追索科學真理，由涓涓細流成長為不斷向前流淌的江河，匯入醫學科技發展和人民健康事業的汪洋大海，奏響了科技報國的華麗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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